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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官桥村八组:农村如何办产业

        日期:2013年6月25日 15:51

        本文来源:网易新闻         作者:桓秀芳

        在中国,年产值上亿元的村庄屈指可数,官桥村八组的产值达22.5亿,这不能不说是鄂南经济的奇迹。一个人口数量维持在250人左右的村民小组,住别墅、办大学、忙上市……“集体经济”一词在官桥八组没有贬义。抛开传奇的创业史,和它同期高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十倍的数字,在中国城乡差距如此之大、农村缺乏希望的今天,官桥八组无疑让人欣慰。

        生活在这里

        在外来人眼里,这里的村民别墅“美得惊艳”。房前菜园、屋后竹海,青瓦白墙和扇形大窗组合而成的双层复式小楼,是这里最为显赫的建筑。旁边有房地产商开发的别墅群,也不过是在它们的基础上,增添了一个哥特式尖屋顶。在30多年前,这些地方还只是盖着茅草的土坯房。

        南北人工湖是另一张牌面,散落在同样为人造的森林公园之间。人们相信,水能生财,也能带来智慧和美感。如今,它已被嘉鱼县大大小小的摄影公司开辟为免费取景地,以及旅行社的卖点之一。

        他们的企业陆续迁进西边的科技园,以便和生活区分开,但是也就6、7分钟的步行路程,“上着班,然后忘带什么工具了,就跑回家拿”。田野集团下属的嘉裕管业厂厂长周国兵觉得,工作和生活是融合的。长辈为领导,邻居为同事,一切都相熟相知。

        周国兵出生于1980年,那一年官桥八组开始分田到户,三餐吃上了白米饭。他从中南大学毕业之后,曾为追寻新生活而去了千里之外的佛山,一年后就回家了。“突然发现,家里和外面的区别并不大。”相较于在大城市租房住、挤公交、忍受空气污染和工作压力,回家上班的好处不少。

        从照片上看,学生时代的周国兵长得细致白净。当了厂长的周国兵,则是身型变结实,皮肤变黑了。

        “家里的房子改建了三次。”如同建厂一般,建房子也是官桥八组重大的集体经历。据周国兵回忆,第一次是1985年左右,由组里出钱,把平房改成两层小院房。当时,组里已陆续开办了10多个企业,钉丝厂、手套厂、沙发厂等,集体资产已达几千万。

        第二次是1998年的集体大装修,卫生间进室内、铺地板、做墙纸,完全按照城市建筑的规格来做,集团补贴80%。虽为农村,生活方式却远离了传统的农村。

        建别墅是在2010年。新村一落成,令四邻八方惊叹不已。“一开始,请的是主持修葺黄鹤楼的老专家,最终省里设计院做的造型。”田野集团副总经理杜承清告诉记者,一说要拆房子,很多人都不乐意,“原来的东西有可能卖了、砸了、丢失了”,周国兵家就在这次拆建中遗失了许多老照片。

        “我们召集大家反复地开会,协商,把想法清清楚楚地告诉每一个人。”最终,别墅精致的外观,真皮沙发、吊灯、浴缸和全套电器的配置,让组里人再无异议。

        杜承清一家是该组仅有的五个外来户之一。1996年,他从城市来到农村,那时田野集团已经成立4年了。如今,他与其他自然组员的待遇等同,除了日常工资,年终会拿到集团红利。2012年,田野集团将300万用作年终分红。“按照在岗组员的人头来算,但集团没有明确说这就是股份制。”

        对于从田野集团退休的组员,集团要保障他们每月拿到2000元。如果劳保局出200,集团就出1800。小孩从出生第二个月到高中毕业,每月都会有教育、生活费补助,以前是500,现在是1000。

        徐娟是从嘉鱼县城嫁到官桥八组的媳妇,她经营着组里唯一的超市。除了水电费,她不需要缴纳其他费用。“集团不收房租、不分利润,每个月发我一千块钱的工资,和养老保险。”

        小时候,她家在县城开了一间面包铺,自己经常要端着铁打的蛋卷烤盘,甩来甩去。“手臂这么粗,就是小时候甩出来的。”如今她不需要做这些重活了,大量闲暇的时间被她用于网购。“今天下单,三天后就到县城了,我再去取。”从县城到超市,她骑摩托车也不过是十几分钟。当然,那辆小摩托主要是为顾客送米送油。

        镜子前,她将新到手的宝蓝色荷苞裙放在身前比来比去,徐娟的背影诉说着生活在这里的一切:田园式的安逸,混合着现代的时尚。

        “我就不信农村永远是这样”

        上世纪70年代末,高中毕业的周宝生被父亲送到县化肥厂里上班,希望他能与农村的饥饿彻底告别。

        当时这个村民小组和别处的农村一样,食不裹腹、衣不御寒。张凤英从4岁起,就随父母移民到官桥村,现在任教于官桥村中心小学。据张老师回忆,村里一户姓苏的人家有4个小孩,冬天只有一件棉袄,他们就轮流穿着去上学,没去的三个只好窝在被窝里。

        1978年春节前的一个清晨,化肥厂里的一个同事因故迟到了,车间主任严重警告说:“再这样,就罚你回农村去!”农村在那个主任眼里,是永世不得翻身。同样来自农村的周宝生很是不服,他不相信戴在“农村”头上的悲情宿命。不久后他便辞了工作,回到官桥八组当起了生产队长。那一年他26岁。

        他们最先从事的行业是快消品,这与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今日大相径庭。1981年,周宝生们在官桥镇上租了三间房,办起冰棒厂、熟食店和小卖部,当年就赚了7千。

        虽说赚了一大笔钱,周宝生却出乎意料地宣布,镇上的店铺不办了,所有人都回组办工厂。

        “最开始叫‘嘉鱼农工商综合公司’,就是什么都搞。”周国兵家有很多老照片,其中一张有他的父亲、周宝生和其他两个同组“兄弟”,四双手托起新公司的执照,笑容灿烂。办小煤窑、家具厂、砖瓦厂等等,“官桥八组开始了真正的原始积累”。1985年,每户领了5000元用于建房,其余的钱全部拿出来扩产。

        在周国兵的童年记忆里,官桥八组与周边没有太大差别,“可能,就是比同学多吃两顿肉而已。”经常有各种集体参观,就连记者在大巴上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嘉鱼男子,他对官桥八组的印象就是:“哦,小学组织参观时去过那里!”

       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,官桥八组最大的改变是在1993年,留住刘业胜,办起了合金厂。刘业胜是武汉冶金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,也是中国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。周宝生用100万的允诺,让他看到理想变现实的希望。永磁合金产业化的头一年,合金厂盈利60万元,周宝生当即从银行提出27万,亲自送到刘业胜家。“五五分成”的经营合同更是轰动一时。

        周宝生说一不二。71岁的周瑞松大他11岁,和其他组员一样,他把周宝生当做“总设计师”。周瑞松觉得他个性很强,“要搞什么(就)非搞不可,错的也搞,对的也搞。”

        频繁换项目,这让很多人并不看好周宝生,“五马换六羊,生意做不长。”嘉鱼县的领导说他带着农民“不务正业”。推平300多亩低产田,建科技园,这更是超出了众人的承受范围:“毁地就是毁祖宗龙脉!”

        企业也不是从一而终的风光。周瑞松对1993年的“被骗”事件记忆深刻。周宝生认识了香港某牧业公司的老板,花费千万购置的那些全自动养鸡设备,却“根本养不了,就算把鸡养出来,也卖不出去”。还有焊丝厂和电子厂的相继失败,表明这一切并非完美得如同马良笔下的神话。之后田野集团两次试图上市未果,成为周宝生最大的遗憾。

        在旁人的描述中,周宝生胆子大、有眼光,很较真。为了村容整洁,他们定下了圈养生猪的规矩,有人习惯了不受拘束,仍然采取放养。年轻的周宝生在一气之下,打死了一头猪。田野集团招待所里丢了一台彩电,周宝生立马去镇派出所报案,几经追查无果,他坚决不肯罢休,大费周章之后破了这宗失窃案。

        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娃,他是严格执行的第一个;老人过世后实行火葬,他是第一个。”周瑞松觉得,没人经得住周宝生的软磨硬泡,“重大决议之前,组里会召集大家开会,什么都摊开了说。个别再有问题,他就不停地上门摆道理、算细账,直到别人答应。”

        周宝生家的门牌号是4,其他人嫌它不吉利,他便主动要了那个号码。“他不相信那些,只相信人的实力。”周瑞松回忆说,“80年代他第一次参选人大代表,出发当天,每家都是鞭炮齐鸣。我们发自内心地服他。”

        让组员“服他”的最大原因,其实是厂子越来越大,收入年年增多。据统计数据显示,该组2001年人均纯收入为7000元,2012年增至4.2万。在2012年的国家统计报表中,农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,城镇居民为2.7万。

        如今,工厂里生产的东西都是周瑞松们搞不懂的“高科技”。永磁合金用到了宇宙飞船、地震检波等领域;缆索“撑起”了白沙洲长江大桥、荆州和缅甸的大桥;用于岩石破碎领域的纤钢纤具,是钢铁产品中受力最苛刻、科技含量最高的一类。据田野纤钢纤具公司总经理叶凌云介绍,“我们60%的产品已经打入美国、加拿大和意大利市场。”

        官方亦是将官桥八组看做新农村的一种范式。2004年的一次视察中,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说:“(官桥八组)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,值得全省学习。”省长罗清泉连连感叹:“这么大的发展规模,不容易!”

        习惯了各路参观者毫不掩饰的羡慕眼神,周国兵说自己感觉不到变化,尽管他被无数次问及“最大的变化是什么”。“这里是一点点变的,我天天看见,感觉并不强烈。”

        在官桥八组之外

        官桥八组的很多人出去了,外面的人进来了。

        这只是一种工作上的进出,30多年来,官桥八组的人口没怎么变化,200多人,3.25平方公里。然而,华西村在发展过程中,是将邻近16个村合并到一起重新规划。

        如今,离得最远的项目是贵州省水城县河坝煤矿。“原先组里挖过煤,有经验,现在我们自己也生产纤钢纤具,可以用来凿岩。”杜承清介绍,河坝煤矿前期投资为两亿。

        100公里外的武汉东湖学院则是史上最大的一笔投资,12亿元,差不多是同期集体总资产的一半。2003年,按照教育部的要求,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改制为田野集团出资与武汉大学合作办学。

        “当初田野集团出资65%,弘博集团为35%,武大为干股。后来弘博集团老板巴能军受了武汉大学腐败窝案牵连,就退出来了。”2011年,学校更名为武汉东湖学院,由田野集团独资承办,学校董事长是那个说过“农民也能办大学”的周宝生。

        周瑞松人生中第一次去武汉,是在2007年夏天,全组的老人被田野集团请到东湖学院参观。退休后,他又分得专家楼门卫一职,在值班室的墙上,那张校门口的合影单单被贴了上去。对于他这辈子来说,一群农村人能去办大学,“以前想都不敢想”。

        很多组员去了东湖学院,比如周瑞松的儿媳妇,目前在该校管理财务。同时,年轻的毕业学生又来到官桥八组。马雪梅就是这样的年轻人。

        两年前从东湖学院毕业后,她就一直留在这里,做着田野集团办公室的一份工作。月薪3000,住的是专家楼旁的职工公寓,平时的花销不大,最多和同事坐公交去嘉鱼县城采购一两件衣服,或者唱唱歌。

        雪梅处事很灵活,和本地人相处久了,她学会了很多官桥方言。以前未接触过台球,如今常去文化中心的台球室“与人过招”,竟也能轻松处理“翻袋”。当然,她只是集团员工,并不能享受组员待遇。

        在所有员工中,她说自己家在红安,离得最远。“每个厂里都有一百多人,大多是邻村邻组的,县城的也很多。”

        官桥八组和周边村组间的关系有些微妙。“田野集团生产的东西和日常生活离得远,外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,只知道我们很有钱。”离田野集团不远的联乐集团,似乎比他们更有名气。周边的人形容官桥八组为“一支独大”,官桥镇上同为周姓的一个老师说:“他们做他们的事,外人做外人的事,也没帮多少忙。”

        如今,官桥八组正在想办法,实现“先富带动后富”,以改变邻居们或多或少的不悦心情。

        在嘉鱼县,一直都有“以企带村”的传统,比如联乐集团董事长周明炎出资建设的四邑新村,或者嘉晟集团整合资金新建的净堡新村。自2008年开始,田野集团为石鼓村村民新建别墅26栋,以及一个豆丝加工厂。对官桥村的帮扶更是多方面的,新建的官桥新村一期容纳了300户村民;已改造五千亩低产地为油茶基地;改造两千亩低洼地为水产养殖基地;预计发展有机稻基地。

        按照杜承清的说法,田野集团当下的产业格局是“本部有工业,外围有农业,出去了办教育,省外有煤矿等投资”。身为集团副总的杜承清正忙于给他们的农产品网站起名,一张纸上写满了构想。

        在官桥二组、三组等地界上,延绵5000多亩的红色土地里,新苗正在生长,山谷的长堤鱼塘里是微波荡漾。油茶在前六年没有收成,集团就给管理的农户发补贴。“以后油茶花开了,那些在南湖拍婚纱的人就要过来喽!”夕阳下,马雪梅一脸憧憬。年轻的姑娘在等漫山花开,农户在等以后的收成。

        尽管“先富”想要带动“后富”,“先富们”却无兼并之心。官桥八组是集团代管村组事务,组员涉及到股份分配,外人想要成为组员,要么是刘业胜式的技术骨干,或者是杜承清这样的管理人员。最为直接的是像徐娟这样,嫁进来。对于外界有“媒人踏破八组门槛”的说法,老婆是蔡甸人的周国兵解释说,“这种传闻有些夸张,但外来的媳妇确实蛮多。”

        官桥八组更希望得到技术精英。修专家楼、建博士后站点,以及利用独特的武汉优势招纳各大高校的精英。对于本组的子弟,集团鼓励他们继承“父业”,如果志向在他处,田野集团也不会强求,更不会削去当事人父母在集团的利益。

        在闲聊中,负责南湖片区清洁的徐女士告诉记者,大女儿毕业之后去广东卖珠宝了,小儿子在武汉读艺术专业,以后可能也不会回来。“这里没他俩的用武之地。”不过,很多田野子弟都选择回家帮忙,比如周志专,周国兵等等,他们曾经都试图“逃离”原来的生活,可最终还是接了班。

        “这里相对稳定一些,也只能这样说。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。”这种生长环境让周国兵很理性,如同他的父辈们一步步精准地拓土开疆。问及未来,这个80后厂长的答案却又出人意料:“有可能出去,有可能留在家里,也有可能,留在这里的机会都没有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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